第七，改革生态体制，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这对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应对方法。2035年，美国将沦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7个经济体可能只剩下一个欧洲国家（德国），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60%，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比重也将相应大幅上升。
一是在意识层面，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延长问题。新时代以来，中国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保证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所需要的社会活力与变革动力。然而，美国霸权式微让其对华打压政策如强弩之末，没有阻止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的持续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战略前提，以稳中求进为战略基调，从而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2021年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所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可见，中国认知、抓住与巧用战略机遇期有清晰目标和强烈意识，那就是推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变是世界的常态与主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党中央洞悉世界之变，并在变中捕捉机遇，克服挑战，把握住了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标多元化了，但是经济治理的能力还跟不上，多重目标约束下的经济治理效能亟待提高。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企业是自救的主体，同时化解风险需要钱，要有化解风险的资源。双控并不等于双碳，要科学考。为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实现共同富裕等。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一靠发展、二靠改革，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分配结构，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合的基础性制度来实现。五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四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时机）、度（力度）、效（效果）。政策中新提法是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这是过去没有提出过的。此外，部分地方隐性债务过多，杠杆率过高。
稳字当头不是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2019年就曾经提出过稳字当头，那时的稳强调的是稳定政策。进入 杨伟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稳增长 。要靠节约、靠挖掘国内资源潜力，靠技术进步，靠废弃物再利用等，提高我国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另外，有些目标中央部门分解给地方，地方实行属地的责任制，中央部门与地方必须形成合力，对如何进行分解落实、分解到哪一级、怎么去落实等都要有系统考虑。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目标更加多元，对发展的目标、发展的目的更加明确，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所以会议提出，要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要立足国情，以煤为主，先增后减。
不同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由不同部门负责的，实现单一目标的手段并不总是相向而行，有的时候甚至是相悖的。应该区分实现共同富裕与推进共同富裕，现阶段主要还是推进共同富裕，离实现共同富裕还很远，不能着急。
共同富裕、减碳都是长远目标，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短期不能够过度用力，不能影响发展的大局。政策应该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要加大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六稳六保最终都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所以，要研究制定化解风险的政策，做好准备。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二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防风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的重大任务，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此外，发展与安全、发展与防风险等都需要统筹。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房地产风险，部分企业盲目扩张，负债率过高。实现不同目标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如果只顾一点不顾其余，某一个方面的力度突然加大，可能会打破宏观经济的均衡。
我理解要把握好四点：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非常重要的是精准拆弹，抓好风险处置工作。
监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推动发展也是政府的职责。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把防风险作为五大问题提出。发展与减碳，发展是一级目标，减碳是二级目标，减碳是发展方式转变，要建立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比如发展与共同富裕，发展是第一，然后才是共同富裕
任何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必然会受到传统观念和认知的挑战，也必然会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存在被放弃的风险。下一步，需要保障《条例》具有可实施性。
超大城市治理具有引领性，是其他城市进行治理经验学习和借鉴的标杆。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符合治理理论的价值追求。
展望未来，要使得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进一步发挥成效，需要在文化和价值认同、可持续性和动态创新演化等三个方面下功夫。协同共生强调治理能力要善于与民众一体，政府各级部门、各层级政府之间要协同，政府和民众之间要协同，在协同中实现共生。
这种将市民诉求融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过程，需要通过市民在场和协同共生来实现。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城市会成为治理的主要场景，而超大城市治理更是城市治理的核心。任何治理的可持续性和生命力，都离不开自身的适应性调整，离不开创造性破坏，需要通过动态创新演化来应对环境的挑战，克服治理弊端。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未来之路 经过3年多的发展，北京市基于接诉即办改革所形成的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正在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它是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范式的北京样本。
通过政府自身的努力以及市民的配合，首善之区的内涵在首都治理中得到体现。作为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主要通过解决当前诉求、避免未来问题和协同共生等路径来实现，解决了当下问题与长远问题之间动态平衡、问题解决与问题预防之间动态平衡以及诉求者与协同共生之间动态平衡的问题。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是中国之治在城市场景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的北京探索。
超大城市治理具有基础性，是国家治理的压舱石。对于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影响效果，可以有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是自我绩效的纵向比较，另一个是对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质性影响。